话痨的哑巴

      在英国雅痞摄影师马丁•帕尔的画册《奢侈》中，上流社会的时尚屡遭奚落，他偏执地聚焦在 不堪的地方，如丝绸晚礼服滚圆小腹处的一团深色污渍，如摺边蕾丝贵妇帽阔檐上的一粒绿头蝇，在这恶作剧式的偷拍照背后，掩不住的，是对时尚的不屑。在衣香 鬓影的酒会晚宴上，马丁大叔是唯一察觉到不谐音的人吗？只要视力无大碍，近距离应酬时，谁又看不到！说穿了，时尚，能为一时所尚，就在于不必较真，不操心 也出不了差池，随大流又不跌份。
　　
　　 但因此抱定无谓心就步入了盲区。问题就复杂在这里。就说法国，既是全球时尚人士的耶路撒冷，又是近代激进思想的军工厂，绝非偶合。这该如何解释？换句话，最轻和最重之间有无蛛丝马迹可寻？
　　
　　 这话题未免太严肃，先谈一件好玩的事——催眠术。对习惯催眠药的现代人，其意义仅限猎奇娱乐，属“跳大神”、“戴驴头面具者的巫术”等左道旁门的一种。难 想象，230年前的法兰西，催眠术独领风尚十年，我们知道，那时的法国，才沐理性主义洗礼，正处大革命前夜。两幕历史大剧的承前启后者，倒是个丑角？！
　　
　　 催眠术的始创者弗朗茨•安东•梅斯梅尔并非打诨插科者，此君何人？巴黎上流社会的显赫人物，莫扎特的朋友兼赞助人，看画像，相貌装扮相当贵气，迥异江湖郎 中；催眠术又是什么？即“动物磁力学”，酷似中医“气血说”，照其说法，在一切动物躯体内，有一股无名细流穿行环绕，受阻了，人会患病，“不通则痛”嘛； 与草药针灸施治不同，梅氏称通过按摩人体“磁极”疏浚，最终能恢复健康。当然，这早被证明荒唐无稽，当年的风行却有据可查。
　　
　　 1783年到1784年，在《巴黎日报》上，催眠术的篇幅远压过其他任何话题；《欧洲信使报》报道：“首都所有谈话的主要话题，仍然还是动物磁力学。”； 一位叫做阿迪的书商在《秘录》中记载：“男人、女人、孩子，都卷入进来，人人都搞催眠术。”；莫扎特歌剧《女人皆如此》也有动物磁力学串场；大革命后，雨 果、巴尔扎克依然对其极尽褒扬；精神分析学的祖师弗洛伊德更深受影响。倘若让母牛开口讲话，喋喋不休的，一定还是催眠术。
　　
　　 今天来看催眠术治愈病例，大抵是歇斯底里症、抑郁症之类的精神疾病，心理暗示则是病愈的原因。它的流行，一，迎合了18世纪崇尚自然的风气，它主张人与自 然经由特殊液体达致和谐；二，趁了理性主义的东风，它有自圆其说的“科学”理论，又借用了常见的实验室设备，如流行的莱顿瓶；三，18世纪后半期，自然科 学发现层见叠出，比催眠术离奇的满坑满谷，无从辨识泥沙时，最省心的便是来者不拒。
　　
　　 公允地说，催眠术没有多少建树，但也没铸成大错。梅氏本意绝非设局行骗，他深信自己对自然力量给出了一种新解释，在闹腾的科学江湖，在牛顿、拉瓦锡等大佬们中觅一把交椅，才是他的野心所在。
　　
　　 恐怕要吓晕梅斯梅尔的是，1968年，在《催眠术与法国启蒙运动的终结》中，文化史家罗伯特•达恩顿竟将催眠术视作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助燃剂。要知 道，在一份催眠术手册中，梅氏曾写道：“一切行动，乃至一切念头，若想扰乱社会秩序，就违背了自然的和谐……”
　　
　　 这股煦风是如何擦燃革命火种？这荒诞的玩意又缘何引来马拉、布里索、让-路易•卡拉等后来的大革命领导人会师？按达恩顿的研究，当时的法国人对政治兴味索 然，飞行器、智利怪兽等“科学奇观”已让他们目眩神迷，哪会去关注晦涩乏味的政治理论，卢梭的《社会契约论》尘封在书肆结满蛛网的角落，市民睡前读物多是 《物理爱好者须知》这类畅销书。然而，革命不是一小撮人干得了的，有“引刀成一快”的决绝，还得有商业头脑，贩卖思想给大众，也要先做市场调研，找准大众 的喜好。
　　
　　 催眠术人气最高，如何与激进思想无缝对接呢？某些特权机构恰巧递来了一根檩头。这得从一桩学术事件说起，当初，作为一位科学青年的梅斯梅尔，发现催眠术后 兴冲冲赶到巴黎求发展，非“学二代”又非“贵二代”的他天真地以为“学而优则仕”，幻想求得壁垒森严的学术机构支持，却连吃闭门羹，请求专家验证治愈病 例，也被晾在一边。一怒之下，梅氏不再搭理学术官僚，而诉诸普罗大众。于是，他的形象桀骜起来，无意间，扮起了意见领袖，催眠术宣传手册中掺入了政治牢 骚；于是，旧制度下的失意人，都将他的牢骚看作自己的抗议。
　　
　　 这时，如有人拿起指挥棒，打拍子，教他们高低音，教他们辨节奏，幽怨就可能谱成《马赛进行曲》，一旦不胫而走，没牢骚的人会被感染，得意的人也会加入合唱 团。这曲子如何更撩拨人？加盟催眠术组织的“马拉们”愈发清醒，布里索设计出副歌——“自由……是健康的法则”。为什么？按动物磁力学理论，一种特殊液体 连通所有人和物体的气场，与宇宙相谐；借此“常识”，卡拉射出袖箭，不公的律法会干扰人的气场，威胁健康，而宇宙和谐的本质就是共和。说白了，只有推行共 和制，大伙才能延年益寿。谁不想长寿！所有的心脏因此充血、加速律动，嘭嘭嘭；砰砰砰，大革命来了！
　　
　　 催眠术熬成了醒神汤，学术争端酿出了刀兵劫，时尚不仅没作浮云散，反成攻陷城池的特洛伊木马，或许，波德莱尔真没说错，“世界只是由于误会才前进。”同 样，马鸣萧萧，兴许是群马患上流行性咽炎在猛咳嗽呢，牧人却以为它们学会了浪漫抒情，进步了；可能，马儿自己也这么以为。

9.11老去了。对大多数非美籍人士来说，是这样子的。基地组织还会冒出头为某汽车炸弹负责，美国军队还在穷折腾、声称又生擒或击毙某基地头目。不过，我们早就将这场不是战争的战争视作一种游戏，猫和老鼠。兴许，猫儿只是在追自己的尾巴玩，煞有介事地，假装没人瞧出它怀的什么胎。

因此，当美国侦探小说“大牛”劳伦斯•布洛克以该事件为背景的小说《小城》中文版姗姗而至时，良机已逝去，好风难再来，尽管布洛克招牌够响，这中译本仍不免让人捏一把汗。谁会再去关心邻家小孩十年前就被街谈巷议的被虐旧闻？何况，这孩子如今并不讨人喜欢。

照桑塔格对那场灾难之后的美国社会的诊断，有种流行病得当心，“我也是”主义。美国民众被吓懵了，丢掉民主自由的立国之本不顾，转而钻进“爱国主义”这只老母鸡的翅膀底下。国旗飘飘。不准发问，不准辩论，否则，就是不忠，要遭口诛笔伐棒喝的。“两不准”的高压线，布洛克没有碰，但也没一头扎进那气味可疑的翅膀下面，或自觉在自家临街的窗户外挂星条旗。这个世界靠得住的不多，还好，布洛克是一个。

午后。小酒馆。一瓢秃头（说他自我髡首也不妨事），醉意三两分，有点落寞，瞳间一点光亮，有一搭没一搭地，一个说书人。他不发问，不含沙射影，他只是叙述（注意，不是宏大叙事）。他笔下的人尽是街角酒吧、咖啡馆的熟客。落伍，不合时宜，住在纽约老城老街。掉毛凤凰不如鸡的前市警察局长、罹患前列腺癌的刑事律师、经营圈外艺术民俗艺术的画廊女主人、连环在客户家邂逅死尸的同性恋清扫工、肥胖到不想减肥的餐厅女老板、在买醉的空当兼差私家侦探的退休老警察、在乳头和阴唇上打洞挂金环的刺青店女店主……布洛克谈他们的家事公事刑事风流事，那语气，仿佛他们是他知根知底的发小、街坊。

布洛克不厌其烦地交代某人来到某街，某建筑物在某个路口，某个街道的曾用名是什么，布洛克慢悠悠地以文字来绘制纽约三维地图，那些以数字来命名的街道让“非纽约客”们晕头转向，为跟不上他的步伐而绝望，绝望之余，不禁因作家对纽约的喜欢劲而啧啧有声，纽约，这城市，他是真着迷呀，就像那野狗般怆然又嗜血的怪老头哈宾杰。谈谈这些，总恪守了“莫谈国事”的古训吧。

国事，布洛克才懒得理睬。9.11过后，自有人用类似统计GDP数据的方法将死难者压缩成一列列阿拉伯数字，自有人筹划纪念活动中饱私囊暗渡陈仓，自有人假鲜血之名让更多的鲜血流淌。台湾作家唐诺说，布洛克在“还原死亡”，“把陌生人的死亡转化成熟人的死亡”，这样才能唤醒我们日渐迟钝的对死亡的触觉。在影像的社会，如果文字还一息尚存，它的理由就在这里——转译数字，温暖数字，纠正数字。不过，布洛克的野心大着呢。

就拿诨名血手木匠的花甲老头哈宾杰来说，榔头、凿子、螺丝起子，外加独家酿造的莫洛托夫鸡尾酒（自制炸弹），索命不下百条，不分甲乙丙丁，随机的很，手段更不用说，很少有人能落个全尸。即便如此，布洛克还是鼓励读者去靠近他。一个准备安享退休生活的老人，静若处子，爱好读个书什么的，对纽约掌故如数家珍，他在历史领域或会有所建树也说不定。但，9月11日，女儿女婿儿子老伴命丧黄泉。接着，他投笔从戎了。动若脱兔。

老人对纽约疼爱有加。“牺牲”，他是怎么说的，他要把那些死者献祭给这座城市，他们，也将“升华”成英灵，这话怎么听怎么耳熟。这算哪门子解释！想想，他们一直不就是以为你好的名义要你好看。希特勒还是个画家呢，尽管不入流，这跟哈宾杰的历史研究爱好异曲同工。不过，哈宾杰比那独裁者纯粹，他一直念兹在兹的是成为“牺牲”的一分子，他不是很介意最后挨的那三颗点二二子弹。终于，死亡像一个新的太阳飞来，让他头脑里的花充分绽放。

最让人不省心的是那因倒霉而走运的作家克雷顿。不是被还清白了吗？且慢，检方是撤诉了，并将短命而风流的红发女郎之死记在了哈宾杰的账上，但，谁又真的清白。那兔子玉雕——死者家里的神偶，为何现身在作家的抽屉里？布洛克并没有揭秘。克雷顿本人也无法确定人是不是他杀的。他一夜宿醉，记忆出现断层。他尚不明白的事，检方怎么就铁板钉钉了！诚然，他是一个不坏的作家，问题是，从文字里能看出什么？那么，解释就只有一个：他是有钱人了。兔子，悠着点跑，好让克雷顿先生看清楚你是怎样潜伏他家。 “暗黑甚水”，布洛克借克雷顿的新书标题发声。我对白夜不陌生。在他看来，9.11好比手枪的撞针，子弹早就在弹匣里随时待命了。具备撞针功用的还有：贫困、毒品、艾滋、拆迁、任何形式的不公……即便没有9.11，布洛克还是会写出这么一本书的。

煌煌大都市，如何被冠以“小城”？唐诺说，这是布洛克给纽约照的一张心电图，“城市没故事，城市没性格，城市到哪都大同小异”，就是一座死气沉沉的小城呗。我以为，这是一阙挽歌。布洛克深爱着纽约，像所有人的故乡一样，纽约已面目全非，乡关何处？至少眼前这冷漠的大都会不是，“小城”，才是他无处安放的乡愁最理想的载体。天才的波德莱尔或许会泄露天机，“于是一个夜晚在我透视的眼前，/我看见恐怖的梦境打开了，/我亲眼看见在洞穴的一个寂静的角落，/冰冷、无声、疑虑重重地——蜷缩在惊惧中。”（《赌徒》）

哪里不是洞穴？谁不是靠骰子过活？谁敢保证自己不是下一个嫌犯？罪与罚，哪里又是因果关系？醉意、性和死亡才是仅存的经验，洪流中的稻草。而它们，正是布洛克小说中最经典的意象。一个个徘徊着的人，则成了窸窸窣窣的装饰。暴风眼中的风铃。每个人都被施了障眼法，每个人都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诗人杰•麦克肯困惑于自己是否同性恋，波玛伦斯经人点拨才明白自己原是性爱艺术家，估计克雷顿到死都不会知道自己是否凶手。”我们只知道我没罪，但却不知道我到底杀了人没有“，这一悬疑，注定会成为我们时代的主旋律。

本文刊登于《GQ智族》2010年7月号  请勿私自转载

我眼前是一尾中等个头的鱼。划几刀，老抽料酒白醋葱姜腌过了，还不够，封在锅里，文火慢蒸，其实，往烂熟里整，哪分文武呢，不都要等鱼眼由黑转白激出来火才会缩进灶头。清蒸鱼，蒸到清白。然后，轮到如棒如笔的筷子登场，一阵捅戳揪，瘦了一半，翻个身，又一阵，只剩陶样的骨了。头却还昂着，嘴半张。一桌人，鱼也不知怨哪个好。

一只手伸过来，乱糟糟的盘子被推到餐桌一角。鱼轻飘地斜躺在那里，篦梳般的骨上挂着零星的肉。不知谁说过，吃鱼好比失忆，一块块嫩滑的肉被吞下，看着是到了体内，实际上，是被遗忘了，能记得的只有骨和渣。鱼在头被刀背痛击后挣扎的姿态，也是食客们不愿看不愿想的。正巧，它旁边有一瓶见了底的石库门，所以，还是谈谈酒吧。

这些天，在看一本书，其中一章这样开头，“甲十五号的老人当中，就我所知，有两个人特别好酒。一个陈企霞，一个唐因。”我天性好热闹，做孩子时读水浒，不看刀枪棍棒，只看酒，大碗大碗灌下去，鲸吞长河，醉了，更威风。

相较之下，杨葵的文章就让人气短，说陈好酒，不写何等海量，下笔就说他被老伴禁了酒，长年和她玩猫捉老鼠的游戏， “不管老太太如何实施三光政策，老头儿每天早上一睁眼，总能从床底下捞出个酒瓶，咕咚就一口。”手脚有时迁风范，但总不气派。老头何来头？20世纪中国文坛两大冤假错案之“丁、陈反党集团案”的男一号，女一号是丁玲，一个有故事的人，鱼身上被捅戳过的一块肉。到老来，偷着抿一口是福气，哪敢畅饮！

另一冤假错案是“胡风反党集团案”。胡风的营里，有一个叫路翎的，十七岁写就八十万字的《财主底儿女们》，英气逼人。第13章，老仆冯家贵葬身雾雪中的苏州城郊时，路翎借二少爷蒋少祖之口发声，“这个时代底唯一的错误，就在于忽略了无数的生命，而在他们终结时——找不到一个名称！”、“每个人都有他自己底意义！所以这个时代，这样的革命，是浸在可耻的偏见中！一个生命，就是一个丰富的世界，怎么能够机械地划一起来。而这种沉默的、微贱的死，是最高贵的！”胡风评价：“自新文学运动以来的，规模最宏大的，可以堂皇地冠以史诗的名称的长篇小说。”

这是幸运的，又是不幸。或许因此，他才被划在黑名单，囚禁多年，“重见天日，头发全白”。白头发路翎住在北京虎坊路甲十五号，作协和文联的“高知楼”，和少年杨葵做邻居，方有机会在《过得去》中占一席之地，不过，真正被记住，缘于一桩小事。90年代。杨葵在作家出版社做编辑，一个黄昏，老人捧出一摞新稿给他，杨葵一看，当下不知所措，“扑面而来的，是‘大跃进’时代好人好事通讯报道的惯有气息，全是概念，空洞乏味”，“挺好的，我带回去仔细看。”杨葵说。老人熠熠的眼神随即就暗了，颓了，委屈得像孩子，半晌，他嗫嚅道：“鸟关在笼子里时间太长了，放出来，就不会唱歌了。”

不唱歌的鸟，一是不会，要它打开喉咙，简直是要它命。我养过一只鹦鹉，想要它说话，口对口教，挂在电视机前受教育，定时捻那小小的舌头，就不开腔，就随它去了；另一种，爱唱，也动听，有人嫌它吵，要它闭嘴，拿胶带箍住那鹅黄的喙，这会要了它的命，但他们不睬它。这鸟通常有两个结局，失声，或死去。

在法国作家吉尔伯特•阿代尔的小说《戏梦巴黎》末尾，腼腆的美国少年马修，奔袭在“五月风暴”席卷下的巴黎街头，见两位好友被围殴，情急之下，跃上破床垫作的街垒，举起栽倒的红旗，挥舞，“起来，饥寒交迫的奴隶！起来——”，稍后，一声枪响。街垒的另一边，一位警官望着他的机枪，涕泪纵横，“我不是故意的”，他反反复复地喊。他只是无辜的鸟，不会唱歌，不巧正落在机枪的边上。当时，满大街，都是学生，都是孩子，都是刚刚会歌唱的鸟。

那是1968年的五月，法国“光辉三十年”的峰顶，经济繁荣，政治安定。现在，只有一些骨被铭记，如当年的学生领袖如今大腹便便的欧洲议会绿党党团主席达尼埃尔•科恩一本迪特，如支持学生的萨特波伏娃福柯戈达尔，如下台复上台的戴高乐，如带有“68”胎记却要反攻倒算的总统萨克奇，那易损的柔弱的富藏弹力的却不知去向，也不在历史中。

我们离桌了，要走了，鱼骨还在盘里，盘还在老地方，也没人替它收尸，芝诺悖论里所谓的“飞矢不动”许就这样吧。

本文刊登于《GQ智族》2010年6月号  请勿私自转载

烦恼投入高而产值为负。“理性人”避之唯恐不及，更不会主动迎上前去。当他人遇到麻烦，先忙不迭地测好安全距离，然后温雅观望，防备不留神把自己给搭进去。“理性人”看电视，一是消遣；二是现在的节目都是编造和再现别人的烦恼，他们畏惧烦恼，却对别人的烦恼兴味盎然，似乎这样就可以减小烦恼上身的可能。在一些地方的农村，当牲畜患病或暴毙，主人会伤心一段日子，内心却格外庆幸，不说话的动物帮主人“挡灾”了。

烦恼是常态，挡都挡不住。“理性人”通常会惊恐地发现，烦恼并没有因他远远地躲着便不来找他，反倒铺天盖地。这时，他们更加确信当初的判断，要做的就是把安全距离从80米延长到100米、120米、150米……当退无可退、烦恼还是照样对他精准定位时，便束手无策了，最终无奈地皈依一个破旧的观点，人生本就是一个大烦恼。在这种想法的支配下，任由烦恼嘲弄。

假如有人告诉他们，烦恼并非一无是处，还有积极作用，并且烦恼多好处多。“理性人”会暂时从“一地鸡毛”中解脱出来，倒不是认同这观点，只是当作笑话来开心。现在，我手头就有这么一本让人嗤嗤发笑的书，《烦恼力》，韩国裔的日本作者姜尚中就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，一根筋，他非得说清一个道理，烦恼是力量。当初我看到这个书名也忍俊不禁，加班、房贷、塞车、偏头疼、客户的窝囊气……如果这些也算是一种力量，那么，请把这力量赐予更需要它的人吧。

“理性人”敌视青春。目前，青春类小说电影等泛滥成灾，要培养良好品位就得划清界限。另外，青春不值得浪费时间，妨碍自我经济价值的兑现，同时等同于无数的不堪：被大孩子欺负、被女生取笑、被老师奚落、被家长管制……人在青春期就像圆木桥上晃悠悠的孩子，当时或许懵懂，过后必惊出一身冷汗，青春自有其残酷的一面。但，青春还意味着别的，无所事事的权利，自寻烦恼的权利，犯错的权利。大不了，再揿下REPLAY。

姜尚中甚至还鼓动孩子们翘课。只有在外围，才能看见人们行为中的不合理与滑稽；只有游荡后，才会追问意义何在？抑或发现还是循规蹈矩更好？这固然不会瞬间厘清价值观，却也初尝了省察的滋味，刻下了一些痕迹，比那种不知不觉就度过了青春的人要好。波德莱尔对“浪荡子”不也推崇备至 ？这里，我为姜尚中捏一把汗，那些为人父母的“理性人”饶得了他？

在学校里有着一张像样的成绩单，进入社会后，“理性人”基本上都有一份不错的工作，任劳任怨，深得上司赏识，自诩为中坚力量。为什么要工作？他们无暇多想。工作就是了，管那么多！金融危机还没结束，小心丢饭碗！他们把这问题丢给失业者或心不在焉者代劳思索。按姜尚中的说法，工作无关理想，多数人的职业都跟理想八竿子打不着，“工作只是问候别人和被别人问候”，任何人都需要得到别人的认可，工作是最好的方式。对“理性人”，这答案过于抽象，完全没有实用价值。他们阅读这本书，多半是因它被出版社归类为“心理励志”图书。励志，一直为“理性人”津津乐道。

在我看来，与其说《烦恼力》励志，毋宁说它诱人“丧志”。书里引用了托尔斯泰《人生论》中的一则小故事：一个人在水磨房专门负责磨制面粉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磨粉不辍。一天，他对水车的机械装置产生了兴趣，并认识到是河水的力量推动水车转动的。于是，他又对河流产生了兴趣。这么一来，当然懈怠了自己的本职工作——磨面粉。故事不长，却颇有“煽动性”。如今的企业，早将管理的工具由大棒换成了棒棒糖，他们不断鼓励员工在工作中培养兴趣。经理们若看到这故事，肯定要吓一跳。

实际上，他们只想要你心无旁骛地流水线作业，他们不需要你具备过人之处。这样，他们随时都可以炒你鱿鱼，且不必担心“用工荒”，转身就能找到另一个你来代替，惠而不贵。如此这般，“理性人”最大的烦恼就呼啸而至了。这时，他们或许会明白，日常生活中的小小烦恼并非无益。烦恼好比是脚掌上的鸡眼，让人不舒服，却不时提醒你脚有多重要，要你去善待它。

在烦恼来袭时，如果迎头扑上、近身肉搏，或许会辛苦一些，但至少选择了一种不同的方式。这，就是自由。

本文刊登于《第一财经日报》2010年5月7日

 看贾樟柯的面相，很难相信他还有一段混在汾阳街头的日子，也没法想象他会在导演这行当成大气候。我的意思是，他没有黑泽明的硬朗下巴，缺少小津的拳击手体格，不戴王家卫那般的墨镜，连发型都不如张艺谋脆生。一次，我跟几个朋友闲聊，假如他不拍电影，最适合干什么？诗人，写小说，画画，还有说公务员的。他本人也很少给自己贴标签。总之，这不是一个可以让你一眼看穿的人。

他的电影比他的人还要圆润，还要幽微，让人拿捏不准。相较于《三峡好人》、《世界》和《二十四城记》，“故乡三部曲”最没有争议，几乎人人叫好，有井水的地方皆闻其声。没争议，并不代表明白，不明白，也不代表不晓畅。相反，倒是晓畅得难以置信。尤其对在跟电影背景相仿的环境下生活过的人，任何一个镜头都会让你留恋，丰腴的情绪、舒缓的节奏、信手拈来的细节、丝丝入扣的音效……裹挟着你，顺流而下，我们，最终会被他带到一个叫乡愁的海湾，四肢摊开，毛孔洞张，晒太阳。乡愁，我们不陌生，就是那慢慢缩回去的感觉，了无戒备。不过，他可暗地里精心设计了许多绊马索，细细地铺陈了一层铁蒺藜，绵里藏针。

这针，又是什么？还是乡愁。这并非故作玄虚。乡愁，大致可分作两层：一是条件反射，动物本能般的，一只鸟雀在黄昏时觅食归来，以巢穴为中心，绕树三匝，它小小的脑袋里便会乡愁激荡。一个人对着电脑屏幕上不经意撞上的故乡照片发呆，也是这种乡愁在起作用；第二层，就相对复杂和痛苦，是那种身在故乡为异客的状态———精神上的无枝可栖，处处为家，但终究无一处似家。

在贾樟柯的电影里，这深层的乡愁就是轰鸣的推土机、暴力的高音喇叭、坼裂的人际关系，沦陷在商业大潮里的伦理道义，价值观内爆，理想“流产”，大大的“拆”字，被拷在马路边电线杆上的小武……还是老地方，还是旧相识，但就不一样了。形而上地说，这是一种时间意义上的乡愁，因时代与时代之间猝然的断裂造成，没有缓冲地带，人就被抛在了半空，倒悬着，地面上瞬息万变，于是乡愁愈加浓烈与苦涩。物质丰富了，人怎么越不幸福？这让不仅仅一代人无措，于是不少人的前脚忘了后脚，贾樟柯就小心翼翼地帮同伴们捡拾失物。

偶尔，会有人转身纳闷地问，这样做有意义吗？其实，贾樟柯本人也一片惘然。只有长出了两条细长的腿，蝌蚪才能体会到腿肌的乏力与软弱，但，回不去了，只能静待更疼痛的蜕变。

在“故乡三部曲”里，故乡虽面目全非，却一息尚存，人就还有寄托，只是要走上好久好久；《三峡好人》中，故乡终被三峡水没顶了，“我家原来就在那(汪洋一片)底下”；在《世界》中，故乡已无处可寻，唯有全球化碎片黏合成的拼图，“天天待这里，都快变成鬼了”；而到了《二十四城记》，他已停止了寻找，只是防止再次将仅存的记忆遗忘。这是一个发生在420军工厂的故事，4-2-0，仿佛有人在倒计时，然后，遽然泯灭。

贾樟柯电影备受诟病的一点是过于诗意，有将过往美化的危险。这似乎多虑了。其一，在一个善于忘却的时代，诗意就是一种记忆，正如记忆有许多种，诗意也有许多种，贾的电影属于最荒凉的一种；其二，他总是会在诗意中拉出一只老虎来。在《站台》里，拍摄走穴的团体在县城里面宣传演出的时候，贾的打算是让他们拉着老虎在街上走，“我特别想拍这场景，马宁帮我在上海找到一个老虎，可是很快出了一个事件，那个老虎吃了人了，而且患了白内障，是个老年老虎，绝对弄不过来。”一个不在场的患白内障的老迈的虎，其本身就是一个美妙的隐喻，关于故乡，关于时代，关于每一个游走的灵魂。

巧的是，失明的博尔赫斯同样也对老虎情有独钟。

“逝者如斯，

其他颜色弃我而去，

惟有朦胧的光明、模糊的黑暗

和那原始的金黄。”

 本文刊登于《南方都市报》2010年4月18日 阅读周刊 GB23版